醴陵市转步乡一带，聚族依山陵而居，亦依先祖之俗，取漉水酿酒，故得名“醴陵”。
　　秦始皇统一中国，设长沙郡置附郭湘县(汉初改为临湘县)，醴陵乡域属之。西汉初刘邦置临湘县，属长沙国，醴陵乡仍属之。西汉高后四年(公元前184年)，封长沙王相(刘)越为醴陵侯(乡侯)，食邑醴陵乡600户。从此，醴陵地名，载入国史典籍。
　　东汉建武元年(公元25年)，析临湘县东南地域(含醴陵乡)置醴陵县，属长沙郡。今经地下文物考证及有关史料记载，县治驻今醴陵市转步乡古城村。
　　关于醴陵县治迁移问题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有探讨，至目前仍有三说：一说“醴陵迁治，当在东汉建安以前或建安之初。”［8］二说“唐武德四年(621)复县时……。”［8］三说“应在东汉置县后到汉末建安八年，公元37～203年之间。”［16］
　　我认为约在东汉建武中元元年(公元56年)至东汉延光三年(公元124年)之间，县治由古城村中三洲，迁驻今醴陵市城区姜岭东麓平岗之上，仍属长沙郡。其依据：一是汉光武帝，建立东汉政权后，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，政治较清明，生产力有所发展，史称“光武中兴。”建武中元元年(公元56年)“立夏，京师醴泉涌出，饮之者固疾皆愈，惟眇、蹇者不瘳。”又有赤草生于水崖。郡国频上“甘露”。群臣建议“令太史撰集，以传来世。帝不纳。”［17］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醴陵县治迁移，难以提上议事日程。二是醴陵县治迁移，与全国性重灾有关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从东汉建武中元元年(公元56年)至延光三年(公元124年)，68年内，全国重大灾害(3个郡国以上)频发，大地震20次；大雨灾15次；大风灾7次；大冰雹5次；蝗、旱灾5次；疫灾1次。《后汉书·卷五·孝安帝纪第五》记：元初六年(公元119年)“春二月已已，京师及郡国四十二地震。或坼裂，水泉涌出。”该《志》记：永宁元年(公元120年)“自三月至是月(冬十月)，京师及郡国三十三大风、雨水。”“是岁，郡国二十三地震。”建光元年(公元121年)“是秋，京师及郡国二十九雨水。冬十一月已丑，郡国三十五地震，或坼裂，诏三公以下，各上封事陈得失。遣光禄大夫案行，赐死者钱，人二千。除今年田租。其被灾甚者，勿收口赋。”全国性的大灾害，朝廷的优惠政策是明显的。醴陵县治原驻距今醴陵市城区约6公里的渌水下游中洲。这儿四向环山，渌水环绕，有台地不广，地势局促，一遭大水易淹，如加上地震，损失深重，可想而知。约在这一时期，这一带地震水灾频发。迁移县治的问题，势所必然。其三，这一时期，社会比较安定，国家储备充足。如该《志》记延平元年(公元106年)至永初七年(公元113年)，全国性大雨灾、冰雹、地震、蝗灾频发，但朝廷仍可调“零陵、桂阳、豫章、会稽租米，赈给南阳、广陵、下邳、彭城、山阳、庐江、九江饥民；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。”而桂阳、零陵刚好属荆洲刺史部管辖。说明其时即使全国遭大灾，荆洲所辖郡县受灾程度较轻，粮食储备充足。长沙郡也属荆洲刺史部管辖，是最富足的郡，发生的灾害不大，但为何未调租米，以赈别郡、县之灾。唯一的解释是醴陵县遭受了大雨、地震之灾，要迁置县治，长沙郡便全力相助，促成了此事。其四，从东汉建武元年(公元25年)至延光三年(公元124年)，全国范围内发生三次“祥瑞显庆”事件，各地郡县上言呈献“甘露、醴泉、芝草、嘉禾、凤凰、麒麟、黄龙、白鹿”之类的吉祥物，有的确有其事，有的无中生有，但目的是吹捧皇帝，以图升迁显庆。如该《志》记延光三年(124)春：“济南上言，凤凰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。赐台长帛五十匹、丞二十匹，尉半之，吏卒人三匹，凤凰所过亭部，无出今年田租。赐男子爵，人二级。”全国大灾之后，皇帝不但不制止这一类滑稽迷信现象，反而大加奖赐。此后，各地什么“甘露”、“醴泉”、“白鹿”、“麒麟”、“白虎”、“真龙”之类的吉祥之物，不断报送朝廷，以图封爵奖赐。醴陵其时，县治已迁驻在今醴陵市城区的姜岭之南东麓平台上，前临漉水(渌水)，姜岭北西麓有山泉，泉水甘洌，县官、文人们附和陵下有“醴泉”，于是“因以名县。”造成醴陵县治，自建县以来，就驻此地的印象。其五，东汉永和五年(公元140年)荆州刺史部(今湖南部分)官方地图册上，已明确标志醴陵县治，已位于今址(今醴陵市区)。1982年著名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·第二册